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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写本学,解码中国早期文献 时间:2019-11-08 08:09:30   阅读4966

观众参观了国家古典博物馆敦煌手稿博物馆。光明中国

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原件。光明中国

傅俊莲是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。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(先秦、汉唐文学)、敦煌研究和中国古典文献学。作者有《敦煌赋注》、《敦煌文献综述》、《流行赋研究》等。近十年来,他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敦煌文献和早期文献,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5-11世纪中国文学的整理与研究”,领导国内高校第一个文献学研究机构“西华师范大学文献学研究中心”的成立。

写书和写书

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书法对中国早期文学研究的意义。近年来,写作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,尤其是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的一些高校的青年学者,他们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,并与欧美、日本的一些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交流。

简而言之,写一本书就是文本的副本;书面副本和抄本通常可以被视为一个概念。当然,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民国时期,吕思勉先生提出六朝时期“抄”与“写”的区别是严格的。复制是提取、选择;文字照原样复制。近年来,南京大学的童玲先生进一步证明了“抄袭”和“写作”是不同的,写作也不同于抄袭。我认为这项详细的研究对于区分抄袭和写作是有意义的。然而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文字和手稿的使用有所区分和混淆。因此,《辞海》说:“写作也叫抄本,抄本也叫写作,用见面的方法。因此,我们称书面抄本为“书面副本”。

我国的文字载体可能经历几个阶段:书写阶段、雕刻阶段和电子阶段。写作的最早阶段可以追溯到商朝。虽然我们看不到商代的文字版本,但《尚书》记载商代有“典卷”,典卷是简牍的文字版本。商代也有甲骨文。有人认为甲骨铭文也是一个特殊的书写阶段和雕刻阶段。然而,我的理解是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的载体。它们是给神看的。占卜后它们被储存或埋在地下。它们不用于人际交流或文本传输的一个阶段。

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为社会交流写书。我国的写作时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:简牍写作和纸笔写作,前者从商周到东晋;后者从东晋到北宋。当然,在此期间,简单和纸张结合在一起。东汉以后,简牍和纸质书籍结合在一起。东晋初年,人们长期持有的“简朴珍贵,纸张便宜”的观念被消解,简·本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宋代以后,有一段时期的版本,但也有大量的版本,如著名的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四库全书》。而且大量的档案文件、民间契约等也是以写书的形式出现的,所以写书在写书的时代也很流行,但与写书的时代写书还是不同的。

那么,写一本书是什么?学术界仍存在争议,仍处于探索和研究阶段。按照通常的说法,书目起源于西方。这是一门从研究早期埃及纸莎草、羊皮纸、印度拜尔经文等发展而来的学科。它与日本的“图书学”有交集。然而,西方书法和中国书法还是有区别的。西方目录学主要研究写作的物质形式。出于许多原因,我们的写作科学也研究材料形式,但更重要的是,它研究写作内容。

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书籍,至今已有100多年了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大量竹简和手稿以及敦煌吐鲁番手稿逐渐问世。出土的帛书不多,主要是西汉马王堆帛书。竹简出土于战国至金代,敦煌和吐鲁番手稿出土于5世纪至11世纪。过去,我们的文字学是以版画为基础的,所以在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书面书籍后,学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版画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。刻本文献学在促进文字整理研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,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因此,我们应该理解和研究书面语的特殊性,建立一种更适合研究书面语篇的理论和方法,即书面语篇而不是雕版书面语篇。

聚集的出现

孔孟的四个分支都有“文学”,而“竹帛写作”是指学习法语。在竹丝上写字叫做作文。写作的核心是这种法国风格的“写作”。因此,有必要谈谈词语的产生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和最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,但这种文字肯定早于甲骨文。写作是如何产生的?我们的教科书说单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。这个定义当然是正确的,但并不全面。我认为“写作是记录语言的标志”是针对语言和写作之间后来的关系。我担心当文字产生时,它们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,而是记录意识形态的符号。《淮南子》记载,仓界创造了人物后,就下起了小米雨,晚上鬼哭了。为什么文字似乎会引起“雨粟,鬼在夜里哭泣”?高邮在东汉时期的评论实际上并没有说清楚。中唐时期,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序言中提到了这个问题。他说,文字出现后,鬼神的秘密被揭露了,人类可以得到很多好处,所以雨和小米祝福他们。作为一个想保持神秘的鬼魂,他会在晚上自然哭泣,因为他失去了特权。因此,在古代中国,写作不是为人类创造的。人们创造文字是为了崇拜上帝和与上帝交流。世界上许多早期的文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。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,必须由东巴(大师)来解释。东巴(大师)和小东巴(大师)的解释是不同的。因此,最早的单词传达的是思想,而不是声音。词语从出生起就有非常神圣的意义。后来,人们把汉字写在竹简上并编织在一起,这自然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。

这是早期收集的竹简和插条,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一本书。收藏的目的有两个,一个是收藏书籍,另一个是传播阅读。最早的作品藏在政府里,所以据说“学习在政府里”。花青竹简中有一个“宝训片”,是周文王生前对武王的遗训。它说把“钟”送给他的儿子。那么什么是“钟”?许多人认为“中”是一种精神的东西,一种中庸的概念。中庸是人生最高的道德观念和境界,只有舜尧这样的圣人才能做到。“中庸”与其说是一种解释,不如说是一种理解。如果你想把它传给子孙后代,你会掉进深渊。因此,我认为,既然“中”可以传播,应该有载体,所以“中”可以复制在竹简上。像“洪范”这样的治国之法是通过文字传下来的,从大禹传到夏朝的国王,从姬子传到武王。可以看出,早期收集的作品非常神圣。公元3世纪末,蓟县(今河南卫辉)发生了一起盗墓事件。战国时期,出土了魏王墓和许多竹书。其中一个记录了周穆王的故事。周穆王江生下一个儿子后,岳吉利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,用一只“沾满鲜血”的黑鸟代替了王子,并立即向旺姆报告。周穆王把生了一个怪胎的江放入冰冷的宫殿,并请太师下凡。他写了一份简短的演讲稿,把它放进棺材,藏在祠堂里。三个月后,心爱的月季突然死去,七天后复活了。仿佛她是一个不同的人,她谈到了在她有生之年取代王子的过程,以及她死后对第一位国王的愤怒指责。这个故事是“灵猫为王子”故事的来源。这个故事表明“简单书籍”的收藏非常珍贵和神秘,不能随便阅读。

最早收集古籍的人是吴、朱、石。历史学家负责阅读、写作和收集书籍。他们保存着这些古籍。西周晚期的混乱给人们带来了珍贵的史料。我们看到老子最初是周朝的官员。当他被困在汉沽关的时候,他被迫被殷留下。他拷贝了他发行前掌握的“书”的5000个单词。这是官方学校的搬迁,导致孔子和其他人建立私立学校。收藏中还有一部分供公众观看。例如,孔子讲课。他主要教六堂课,整理政府传下来的古籍作为教材。结果,后来又有“六经”和“五经”(即《乐经》)丢失了。有些人说没有《音乐经》,而《音乐经》只是吸引喉舌的音乐)。《佛经》是教材,竹帛上写的教材叫做佛经,佛经的解释叫做传记,传记就是传播。经书由孔子定稿。孔子从《史记》中删去了诗。当时,《诗经》中有3000多首诗,孔子将其编成305篇文章。现代学术界基本上否认这一说法。事实上,从书面版本的传播来看,并不是有3000多首不同的诗,而是有许多书面版本,其中有3000多首是从它们那里抄来的,其中大部分是反复抄来的。当我们看汉朝刘翔和刘欣整理他们的团体书籍时,情况与此相似。刘翔的《荀子徐璐》说,《徐子》的322篇文章是从他们当时看到的各种剧本中抄袭来的。校对后,重复了290篇文章,删除重复后整理出32篇文章。《诗经》可能也是如此。在《诗经》成为“经典”之前,它广为流传。当然,305篇文章不能被视为一本完整的书,但是有不同的版本。每个剧本根据自己的需要复制不同数量的诗歌。我的老师郭进喜先生和赵奎夫先生学习了《诗经》,认为有很多“写诗”。这些诗是如何产生的?老师没有说话。我的想法是,写诗是写书的生产者或读者,因为阅读的必要性而一起抄写某些类型的诗。也就是说,这些诗是作为“手稿”流传的。这是最早的聚会。这是一个阅读和实践领域的集合。因为收藏还有另一个目的,那就是“收藏书籍”收藏是政府事务。刘翔和刘欣整理经典主要是为了收藏。大量的通俗作品是供人们使用和阅读的。韩曙文艺治分为六类。过去,人们更关注以前的书。然而,出土文献证明,《季芳略》和《舒舒略》更受人们欢迎。汉代出土的材料主要属于后两类。这表明当时阅读写作非常重要。现在看来,从战国到汉代,除了“六艺”之外,其他种类的书籍都是以阅读的形式流传的。只有当刘翔和刘欣做了系统的安排,五经以外的书籍才开始收集和定稿。然而,有许多流行的阅读脚本,其中一个不同于另一个。

如何组装

以下是组装方式。我们看到《韩曙文怡志》有“文章”、“卷”和“汇编”。许多学者对“文章”、“编纂”和“卷”有不同的理解。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,“文章”是指从木简上抄下来的文章,“卷”是指从丝绸书籍上抄下来的文章。现在根据大量出土文献,恐怕有时很难如此严格地加以区分。“边”和“片”这两个字是从“边”发出声音的形声字。根据章太炎先生的研究,“辨”既是一个语音符号,又包含意义。在海昏君墓出土的简牍中,没有“骈”的前缀,所以“卞”和“骈”两个字意思相同。《史记·后世家》记载张亮在下邳河滨桥上被一位神秘老人“编辑”了《太公兵法》。南朝时期,裴祥在《史记·集解》中说“一文一编”。这方面有很多例子。“扁”和“扁”有共同之处。卷起一张完整的木头或竹条,称之为纸卷。这本书是我说的关于写作单元的内容。《晋书》记载了冀中的75本竹书,而王银的另一本《晋书》记载了75卷。“骈”和“娟”又是对等的了。这与采集有关,采集包括用绳子将几个竹简或木简绑在一起。至于竹简和木简有多长,抄了多少字,关唐吉林有一篇王国维先生写的相关文章。王先生当时很少见到出土的竹简,但他收集了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资料进行考证,这是竹简研究的一项创举。从佛经中复制的竹简大约2英尺4英寸,而那些复制和通过的竹简大约1英尺2英寸,通常是1英尺。这把尺子是汉朝的尺子,大约23厘米。后来出土的大量简牍证明,王国维先生说的话可能不对,但确实有他的依据。汉代简牍的大小和宽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格,但它们的长度大致是标准的。那么,有多少个简编可以合并计算成一份呢?因为出土的竹简已经腐烂了,我们不能很好地判断它们,只能做一些推测。汉代居延军事文字汇编有70部,其中70部相对较长。最大长度是多少?我们不知道。然而,根据当时的官方规定,提交法院的传票不应超过100份。我的初步猜测是,一本书里有40 ~ 60张纸条,一张纸条里大约有38个单词。用这种方法,一个人可以把3000个单词复制成长单词,把1000多个单词复制成短单词。两千五百字甚至更多。《老子》有5000字,这只是前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。它有两份副本。如果我们要仔细检查,我们还必须通过大量出土数据证明这一点。这构成了一本书,一本书就是一卷。现在的问题是,从这样一份手稿中复制了多少篇文章?大多数时候,作者会复制一篇文章,但也有一些短文可以在一卷中复制。这包括早期文件的收集。例如,在上海博物馆的简(Jane of Shanghai Museum)里,有一本书,书名是《高姿》,但里面有三篇文章:一篇叫做《高姿》,一篇叫做《孔子论诗》,另一篇叫做《鲁邦旱灾》。仔细比较字体后,确认这三篇文章是一个人抄的,竹简的规格是一样的。问题是这本书卷起后,后面的部分被称为“高姿”,而“高姿”是三个常见的名字。应该特别强调的是,在写作这一时期,三篇或更多的文章使用一个名字是一种独特的现象。我们后来用了一篇文章和一个话题来这样思考,这往往是不可理解的,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这三篇文章是不相关的。但是既然它被复制在笔记本上,它们之间一定有某种内在联系。为什么这三篇文章写在一起?在我看来,这三篇文章都与孔子有关:孔子的《论诗》是孔子的文学观,《鲁邦大旱》是关于孔子的古代史,而高姿是孔子的生死观,所以把它们抄在一起只是一个完整的剧本。先秦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:一个标题实际上包括几篇文章。如何解释?这是这一时期特殊写作风格的结果。例如,《韩非子》第二篇的标题“韩村”就是韩村,包括韩非子到达秦国时写的“致秦王政的信”。本文的核心是“韩村”。李斯看到韩非的信,又给秦王写了一封信,敦促秦始皇不要被韩非甜言蜜语愚弄。同时,李斯也给汪涵写了一封信,说韩非实际上背叛了朝鲜。汉族人编纂《韩非子》时,把这三篇文章抄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书名是《韩村》。事实上,这是第一个名字。不同的文章被抄在一本书里,只有一个主题。后代也将把它们汇编在一起。先秦两汉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洛阳才子贾谊新书中的许多文章都很浅显。我觉得贾谊没有多少文学天赋,或者他不打算写文章。然而,《史记》中的“郭芹论”写得很好。为什么郭芹·伦写得这么好?为什么其他文章写得如此平淡?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?事实上,《郭芹论》是由当时的一批作家加工的,比如司马迁。司马迁根据贾谊的文章对其进行了修改。“穿越秦”是西汉早期许多人写的文章中的一个共同主题,所以司马迁对《穿越秦》的全面修订可能有很多蓝本可供参考。这种情况在出土的竹简中仍然存在。例如,国电楚简中有一篇文章叫《鲁木公文子司》,另一篇文章叫《琼达史燚》。根据简牍的格式,我们判断这是一个书面版本,在一个书面版本上写了两篇文章。在论文写作的后期,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。敦煌手稿中有一篇题为《伏羲文赋》的文章,是关于一个新婚的泼妇和一个新媳妇的。这篇文章有一个前题和一个后题。一篇文章被前题和后题所包围,这两个题目都被称为“福信文赋”。然而,在前面和后面的问题之间,有几篇文章。除了在他们面前写下这位泼妇,还有《北方边境以来的烟尘》、《12点钟我在生气读书》以及最后我女婿的故事。现在有趣的是,这四篇文章使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“福信文赋”作为他们的共同话题。大多数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认为后三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无关,是由误抄造成的。然而,敦煌写本中有三份是以这种方式复制的。不可能每本都犯同样的错误。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,这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,这是写作时代底层手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。这四篇文章是相关的,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。虽然这四篇文章在内容上并不十分相关,但它们有着相同的使用场景,这在当时的一个特殊仪式上使用过。这四篇文章实际上是主持人在婚礼上准备的备忘录,用来戏弄、祝福和调动气氛。

选择性摘录也是写书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为了方便自己使用,手稿的作者经常选择一些内容来抄写。例如,出土的汉简中有三本老子的笔记本,与现在的老子大不相同。过去的学者普遍认为,这反映了老子完成的不同阶段。邱喜贵先生认为这实际上是现成的《老子》的节选,是原作者抄袭的,不是《老子》的早期版本。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。当然,应该补充的是,根据简牍的排列,发现老子和太水笙中的一个是字体和格式完全相同的书面版本。这两个版本是一个书面版本,在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完全分开。当时,抄写者把老子和水笙放在一起。这是因为《泰水笙》原本是关于老子的教诲,它相当于类似《老子》的阅读感受。摘录是早期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。

早期写本,或者说结集还有一个特点。当抄写者抄完一个写本之后,往往会把自己的感想、理解,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补充在后面。这是写本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比如说马王堆帛书里有《春秋事语》,《春秋事语》类似于当时的教材。抄完一个故事之后,抄写者还要把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抄在后边,或者把同类型的故事排在后面。这就出现一个问题:早期的书传到汉代以后,抄写者把汉代的材料也加在里面了。所以二十世纪的古史辩派如果发现一本书有后世的材料,可能就判定这本书是伪书。如果用写本学的理论来解释的话,这就是写本流传造成。我们读《史记》里的《司马相如传》,后面有“太史公曰”,“太史公曰”本来是司马迁评论的,但是司马迁评论的内容中还加了一段话,写的是扬雄对汉大赋的评论。扬雄是司马迁之后的人,司马迁怎么可能引用扬雄的话呢?写本的制作者把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抄完之后,又把当时的大儒扬雄的评论抄在了后面,后世就把它延续抄下来。如果我们借这个来判断《史记》是扬雄之后的伪书,不是司马迁写的,或者《司马相如传》不是司马迁写的,当然是不行的。古史辩派的一些研究方法,可以从写本学的角度来得到解释。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地方志中的文学材料的会。编地方志《艺文志》的人往往在编完以后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。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传统。《诗经·小雅》里面有一组诗,写周宣王攻打江淮胜利以后的事情。这组诗里面恐怕有作者的诗在里面。汤炳正先生研究《楚辞》的形成问题,认为经过了宋玉、刘向、王逸等数次编集。每编一次,编集者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面。所以写完一个写本或抄完一篇文章之后,写本的制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抄在后面,这是阅读性写本的主要特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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